前言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的一个窑厂做过工，外界对他的了解很少。蒋介石称他为文明的大害……”
这番话出自美国知名作家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红色窑工徐海东》一文。埃德加·斯诺是访问中国工农红军并长期跟红军生活在一起的第一个美国记者。尽管这只是斯诺的一家之见，但也可以从中窥探到徐海东的声望和神秘。
毛主席称他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就连背叛革命的张国焘也对他称赞有加：“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国民党将他视为虎狼之辈，惊呼“中国出了个‘徐老虎’。”蒋介石更是破口大骂：“祸害！徐海东不死，国无宁日。”
“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
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来到延安，拜访了毛主席、朱德等许多红军将领。
一天，他去了彭德怀的司令部，当时，他刚开完会，几个部下也都在。他们看到斯诺后，立即请他进来，并切了一个西瓜招待他。大家围着桌子一边聊天一边吃西瓜。斯诺看了一圈参会人员，突然，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年轻指挥员进入了他的眼里。
彭德怀看到斯诺一个劲盯着徐海东，幽默地问道：“那个人可是个著名的赤匪呦。你认得他吗？”
徐海东听到彭德怀跟斯诺在谈论自己，脸色立马变得通红。这是徐海东第一次见外国人，他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尤其当他听到这个“洋人”要访问他的部队时，他更加头疼了。徐海东悄悄找到彭德怀，说道：“你把这个外国人介绍给我，我该怎么办嘛？”
“怎么办？飞机大炮你都不害怕，难不成你还怕一个外国记者吗？”
“我听说这当记者的什么都要问，我们和他说些什么呀。”
“斯诺对我们是友好的，对友好的记者，可以实话实说，自然也能够请他来部队参观访问的。”
有了彭德怀的保证，徐海东也放了心，便真诚地对斯诺说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告诉我一声就行，我派人来接你。”
斯诺听到徐海东欢迎自己后，心里十分开心。
实际上，斯诺对徐海东的大名早有耳闻。因为在红军初创时期，国民党曾悬赏缉拿红军将领，其中，悬赏彭德怀和徐海东的声势造得最大：“凡有击毙彭德怀和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元”。
国民党的报纸更是不止一次报道了徐海东被抓的新闻：“某地发现了徐海东、徐海东在某地被俘、徐海东部已经被肃清”……类似这样的新闻数不胜数。然而，讽刺的是，每当这些报道出现后不久，徐海东的枪声便又打响了。在国民党的渲染下，徐海东这个人也被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
一开始，徐海东对斯诺是有偏见甚至是反感的。他认为，外国人都是资产阶级寄生虫，是不能跟红军交朋友的。但是，毛主席、周恩来等红军将领对斯诺友好的态度渐渐让他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那段时间，斯诺总是“缠”着徐海东不放，问他如何带兵打仗、问他小时候当窑工的故事、问他的家庭……只要是能想到的，斯诺总是要问个不停。两人在去往剧社观看演出的路上，斯诺都要趁机向他询问。
徐海东一生中，曾跟不少记者打过交道，但是，斯诺却是令他最为难忘的一个人。多年后，他看到斯诺为自己拍摄的照片，总是感慨：“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
但也正是从斯诺的笔下，我们得以看到徐海东将军当年的坎坷经历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雄姿。
“大姐，我只承认你，不承认江青”
1938年冬，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在延安的八路军将领中快速传开：毛主席将要跟一位来自上海的电影演员江青结婚。
中国第一大都会上海的电影演员，跟延安贫瘠的土地、落后的生活条件相比，的确是有太大的反差，也太过引人注目了。
当时，有许多人似乎都欣赏不了流溢着摩登气息的江青的风度。徐海东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态度最为激烈的那个人。
当毛主席跟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反对的同志经过慎重商讨后，写了一封信，并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信写好了，该由谁交给毛主席呢？众人一商量，推选了徐海东作为代表将这封联名信面交毛主席。之所以选择徐海东，或许是因为他深受毛主席信任和赏识，也或许是因为他本身直言不讳的性格。
联名信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上，毛主席潇洒地拿过了信，而信中的意见也被毛主席潇洒地拒绝了。江青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虽然她记不得联名信上的每一个名字，但她却忘不了面交联名信的徐海东。
毛主席和江青还是结婚了，徐海东继续保留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对于毛主席，徐海东是十分钦佩和尊敬的，这一点，从未改变过。然而，当年贺子珍同志离开延安去苏联时，徐海东不仅用自己的残废金请贺大姐吃了顿饭，席间，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大姐，我只承认你。”所以，在得知毛主席将要和江青结婚时，他反对的态度才会如此激烈。
而徐海东曾反对毛主席跟江青结婚一事，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记在了心中。
1946年，多年来在战场浴血奋战的徐海东因身体原因到大连疗养。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得知消息后，徐海东心中惶惶不安。恰好周总理这时在大连，有了见面的机会。徐海东一见到周总理，就说道：“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授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
周总理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严肃地说道：“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搬到北京，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住进了观音寺一号。这时，他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每天都能下床并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
不过，一工作起来就不顾身体的徐海东病情还是加重了，医生经过一番抢救后他才脱险。从此，他便需要每天输氧气了。
一直以来，徐海东都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一心想着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工作。日常生活中，他更是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浑身上下穿的衣服没有一处不打着补丁。一次，警卫员看不下去了，找到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说：“不要把首长打扮成叫花子。”
徐海东知道这件事后，把警卫员叫来，说道：“虽然现在胜利了，但是，永远不能忘了叫花子。我18岁时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现在穿得虽是破了点，但跟我以前的衣服比好多了。”
在徐家，他不仅要求自己这样，对子女也很严格。教育他们要艰苦奋斗，不能搞特殊。
虽然徐海东一直在疗养，但只要身体好一点，他便要去基层，主动接触工农群众，了解情况。1957年起，他先后写下《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等革命文章。
1966年，徐海东因身患重病许久不曾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文件也没有精力看。但他对身边发生的变化不理解，也看不惯。他曾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相信真理。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有人把红的说成黑的，终究不能代替事实。”
对一些写调查材料的工作人员，徐海东多次跟他们强调：“不要看风头说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半句假话都不要往纸上写。”
没过多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徐海东也受到了冲击。他跟江青的“梁子”早在1938年便已经结下了。此后，徐海东的境遇越来越糟糕。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虽然一直躺在病榻上，但徐海东也始终关注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现实的残酷也让他越来越感到迷茫和失望。对于很多事情，他没法理解，甚至心里是反对的。
于是，徐海东再次给毛主席写去了一份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三点：
一、党的接班人应切实按照党的五条标准来选择；二、趁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健在，应及早清除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三、广大老干部是在党和毛主席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国家栋梁，不宜更换太多，交班应有个过程。
信写好后，徐海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徐海东便受到了冲击，他每天需要输氧，如今却被中断了。妻子周东屏忍不住了，对徐海东说道：“去找总理。”
病情加重的徐海东却摇摇头，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别，别去找总理，总理太忙了。”
周东屏看着躺在病床上难受不已的丈夫，十分心疼。左思右想了一会儿，她派人找到了王震，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王震得知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沉默着想了许久，最后拨出了一通电话：“让北京医院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并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供应。”
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他的政治待遇却被取消了，所有的会议都不曾通知他参加。尤其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徐海东迟迟没有收到参会的消息。他能够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但不允许参加会议，让他无法接受。
每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会议正式开始前，毛主席都会扫视一遍会场后，问句“徐海东同志到了没有，徐海东同志来了吗？”正是这句话让他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如今，九大即将召开，自己却还不知道能不能参加。这一晚上，他一直没睡，就等着电话铃声响，但可惜的是，电话一夜没响。
而就在徐海东一夜未眠的这晚，周总理正在为他能参加九大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这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徐海东是否参加即将到来的九大进行讨论。
会上，周总理率先发言，并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刚才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该参加九大，并提议他出席大会主席团。”
尽管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但也有一些人指出“徐海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周总理听后，继续说道：“毛主席曾经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劳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参加会议不合适。至于你们说的他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以后总会搞清楚。”
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终作出了徐海东出席会议的决定。
于是，第二天一早，便有人来到了徐海东的病床前，通知他参加九大会议。徐海东一听，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或许是因为太激动，下床时差点摔倒。一旁来通知的人见状，趁机说道：“你要是不能参加，可以向中央请假。”
“不。”徐海东一边坚定拒绝了这个提议，一边站起身，高声说道：“既然是中共的决定，就算爬，我也是要爬过去的。”
于是，徐海东收拾好后，报上氧气袋便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徐海东进入会场后，周总理亲自迎上去，跟他握手寒暄，将他带到了座位上。转身，周总理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嘱咐道：“一定要记得把小推车放在海东同志的身边。”
这时，毛主席也走进了会场，他就座后，扫视了一圈会场，开口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急忙回应道。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主持会议。这次会上，徐海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对徐海东的冲击并没有因为他当选中央委员而停止，他反而遭受到了更不公平的对待。1969年10月20日深夜，徐海东收到了林彪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他被要求两天内离开北京。
徐海东听到后感到十分生气，他站在窗前，看着黑洞洞的天空，肩膀因太过气愤不停地颤抖着。
同年10月25日晚，徐海东坐着驶往郑州的火车缓缓离开了北京。抵达郑州后，徐海东被安排进了郊外的一处干休所，由于命令下达太过突然，干休所也是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了一间房子。
不过，抵达郑州后，徐海东由于情绪抑郁，一路颠簸，加之当时正值初冬，房间里十分阴冷，导致他病情加重，感冒发烧，咳血不止。而他身边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
周东屏着急地给北京打去电话，但电话却打不通。她又向中央写信，可就连信也送不出去，更送不到毛主席、周总理手里。
就这样，徐海东的生命好像进入了倒计时。一天，他将爱人和儿子叫到了身边，对他们嘱咐道：“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至于下边的人，你们也不要怨，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了两个手指，又指了指自己的头。周东屏和孩子们心中明白徐海东嘴里的“他”究竟是谁。
1970年2月，徐海东生命垂危，躺在床上的他，嘴里还一个劲呢喃：“我相信毛主席会为我说话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周东屏擦了擦眼泪，说道：“我也相信。”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将军在郑州病逝。林彪得知消息后，作出了五项规定：
“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尽管徐海东将军病逝后，被规定了很多条“不能做的事”。但是，徐海东将军的伟大功绩是不会被磨灭的。
1975年，叶剑英、邓小平为徐海东将军写了评语，并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1978年，在党中央的努力下，曾加诸在徐海东将军头上的一切污蔑和罪名都被昭雪。1979年1月，邓小平又主持追悼会，为徐海东彻底恢复名誉。